有一种论调在大陆中国一直比较有市场，那就是“弱国无外交”。这种流行的论调何时开始兴起已不好考证，可以证实的是：

《秘笈录存》载，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曾联名致电政府表示：“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可言。”外交官陆徵祥晚年在《回忆与思考》中曾总结说：“弱国无正义，弱国无外交。”年10月9日，面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心情复杂的蒋介石于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李顿对于调停之主张，亦太怕日寇矣，但报告书中前8章调查之日本责任，尚属公道，余对此认为有修正与保留之接受，而不拒绝。呜呼，以弱国而谈外交，又欲于外交中图自主自强之道，乃非此不可。”

总之，原本发端于晚清和民国的“弱国无外交”，在一段时间以来似乎作为一种定论被广为传播开来，特别是在民族主义大兴的年代后，已然成为庙堂和民间在解释特定历史、外交失败等问题时共同信奉的法则和辩护词，并被赋予狭隘爱国、极端排外和拒绝现代文明的堂皇借口、挡箭牌，真是让文明人为之汗颜。

然而，过往历史和外交问题真的可以这样诠释吗？或者借用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的惊天一问：“从来如此，便对么？”

“弱国无外交”这一至理名言，虽然早已成为中国人看世界的思想指南和行动指针，却鲜有人较真地追问支撑这一名言成立和广为流传的内在逻辑和事实证据究竟是什么？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过：“人是轻信的动物，人必须相信一些什么。在没有好的理由可以相信的时候，人便满足于相信糟糕的理由。”那么，是否存在好的理由呢？或者说“弱国无外交”不可以证伪吗？

不妨就以陆徵祥、蒋介石亲历过的民国为例吧。

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的宪政之路起步应该说并不顺利，中间频繁的政争导致政府接连更迭，甚至已近破产的边缘，不但国内公信力下降，就是在国际舞台上也常常备受冷眼，是典型的“弱国”。但即便如此，民国的外交事业还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政府，民国外交官们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换为无足轻重、实难履行的“十三条”；

面对重新制定国际新秩序的巴黎和会，民国外交官们拒签了涉及山东权益的三个条款，却依然成为国际联盟的创始国；

面对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会议，民国外交官们积极斡旋，不但消解了日本此前在华的特权，而且将百年前大清政府签订的包括治外法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租界和租借地等不平等条约的妥善解决纳入议事日程，并历经20年左右的时间在年彻底废约，实现平等外交关系；

面对不断升级的中日冲突，民国外交官们多方借助国联干预，积极赢得美英等民主国家的道义支持，最终促使美国直接参战，终至抗战胜利；

面对“二战”后国家积贫积弱、尚难统一的状态，民国外交官们积极投入联合国及五大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和平局势的构建中，签署联合国宪章、人权宣言……

这其中，顾维钧作为民国第一外交官，充分利用国际规则，凭借着良好的外交声誉和才华，为中国赢得了巨大利益和国际地位，这一点陆徵祥、蒋介石等人不应该避而不见。

可见，所谓“弱国无外交”，其实是需要限定条件的，因为相反的例证还可以举出，如当年拿破仑战败后，法国外相塔列朗在维也纳会议上运筹帷幄，分化各国，以所谓的“正统原则”使法国作为战败国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至于梵蒂冈、列支敦士登、摩纳哥、圣马力诺、卢森堡、安道尔等小国，有些仅有维持治安、交通的警察而没有国防军队，在军事实力、国家综合实力等方面当然是最弱的了，但现实的历史显示，他们并不曾因此就低声下气，他们的外交并不曾遭受多少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即便是所谓强国，例如前述巴黎和会上的美国、法国、意大利等，不是也不能达成全部诉求吗？

所以，所谓“弱国无外交”之“弱”，就需要进行概念上的界定了，否则一味地强调因国弱而无外交，其实就是在变相主张和倡导强权逻辑和丛林法则，而蓄意地无视世界已经存在并通行的文明规则。这类价值信奉者一旦有一天使“国强”了，在与世界各国相处时，稍不顺心就会动辄秀肌肉、频频亮剑地恐吓、欺凌弱小和异见者，并成为危害世界的霸权国家、帝国主义。

所谓的“弱国无外交”，其实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弱国”对外交目标过于苛求，幻想外交就是夙愿的全部达成，这实在是一种天下归一的原始欲望，是一种眼里只有自己而没有他人的唯我主义。在这种一元化的思想主导下，完全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和谈判，只存在野蛮征服和被征服的两极结果。于是，当诉求全部达成时，就自豪地宣称帝国迎来盛世，应该领导世界；当诉求不能完全达成时，就摆出一副受迫害的心态，不断地控诉着自以为的屈辱，并以富国强兵相号召，制造紧张、恐怖局势。

胡秋原在《近百年来中外关系》中虽然大义凛然地从正统爱国观念出发指斥了所谓帝国主义，但是也仍然不得不承认，中国外交失败的“痛心史”是“当时昧与世界大势，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知识的缺乏眼光的短浅”等愚而弱的结果。

其实，认真回顾年以来的中国外交关系史，可以发现，所谓的外交失败，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因为“愚”，而且不仅“愚”还耍无赖、死不认理。

关于“弱国无外交”之说，史学家雷颐曾先后撰文说：“外患越频，外交越重，越不能没有外交，不能没有外交之人。”“在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中，‘公理’与‘实力’是两大重要因素。不过有‘理’者未必有‘力’，有‘力’者未必有‘理’，因此‘理’与‘力’的关系确实复杂难明。”

学者岳谦厚在《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中评说：“对中国提出挑战的对手是若干完成近代化的国家，实力的弱小使中国外交不得不处于弱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落后就得丧权失土。”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霜木”（笔名）曾撰文指出：“国弱未必外交弱，兵败未必外交败，甚至从外交的角度来看，有时弱国的外交不仅不弱甚至有时强于强国。……‘弱国无外交’本是弱国对其失据的外交的感叹，具有某种激励作用。不过，‘弱国无外交’这种悲愤感慨具有相当的负面效应。它未必能够直接、正面且有力地激发人们奋发图强，且容易使人形成一弱皆弱，一败俱衰的错觉，滋生国弱无以外交争，国强不必外交争的外交上的消极和无为，并且时常伴随和助长对于自己民族外交史的虚无与否定。”

同样具有资深外交经历的资中筠教授也曾撰文指出：“‘弱国无外交’，这是中国人近代以来最深切的感受。但是一般把‘强’、‘弱’只理解为军事力量，所谓战场上得不到，谈判桌上也得不到。其实不尽然，因为即使处于军事优势的国家，要下决心打仗还是需要很多条件的，而且互相打交道的不止一个国家，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未尝不可以利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弱国更需要外交，如果处理得当，不一定不能靠外交争取到现有力量对比下能够达到的最大限度对自己有利的协议，或者至少争取到缓冲的时间以便蓄积力量。但是这里的必要条件是决策集团判断正确，思想一致，加以有高明的外交才能，前台后台同心协力。”

至此，可以推翻“弱国无外交”这一流传甚久的谬说，甚至说是混账话，并坦然地接受唐德刚教授所总结的结论：“弱国未必无外交”。因为

至于钱亦石年在《中国外交史》中所写：“中国实在没有外交史，只有丧权辱国史，卖国殃民史。或者从对方来讲，只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压迫中国史。或者从另一方面讲，中国只有外交失败史。”这样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自虐心理和排外情绪，虽然在底层社会颇能获得拥护，但真正了解近代中国转型的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人都知道，这种想象性的政治煽动完全不是历史事实。而且还要知道，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利用不好，偷鸡不成蚀把米，或者搬起石头砸自己脚，都是常有的事儿，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说到底，“弱国无外交”这一口号始终备受青睐，其背后不仅是表明自身要追求强权逻辑和丛林法则，而且还是特别国情下的一种想象性的话语建构和煽动民族情绪的政治动员，其根本点是拒绝反省自身问题而将责任完全归咎于他者的居心叵测与别有用心。这种推卸责任的不良积习、文化劣根和蓄意制造敌对面的恶性表现，是百年来共和国人始终不敢面对的问题。

胡适在年代写给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的信中曾说：“我们深信，根本上中国的外交问题还只是内治的问题。我们的内政不上轨道，国内没有治安的保障，则我们的国家在国际上决不会得着自由平等的地位。所以我们主张，我们应该多责己而少责人，多在内政上努力而少作排外的空谈。”这样理性的认知，实在说，算不得什么空谷足音，不过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实情的客观总结和常识评说，然而在现实中国却又那样讳莫如深、南辕北辙，真是令所谓五千年文明古国（民族自大狂的表现）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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