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僧侣与科学家:宇宙与人生的对谈》（作者：马修?李卡德(MatthieuRicard)郑春淳(TrinhXuanThuan)，译者：杜默，先觉出版）

我该怎么样过我的人生？我该如何在社会上生活？什么是可知的？这三个问题困恼人类多时。理想的情况是，人生带给我们圆满之感，大限来时了无遗憾；社会生活启发我们普世现任感；知识教导我们周遭世界和我们自己心性的本质。

这些问题也横亘于科学、哲学、政治、艺术、社会工作和性灵履践中。我们若囿于社会固习，把这些活动加以人为的区隔，必然会眼界日窄，目光如豆。没有智慧长养利他行为，科学和政治就是双面刃，伦理盲目，情绪狂走，性灵化成虚妄。

从十七世纪科学革命的肇兴的时代到今天，多少人把科学视为知识的同义语。科学勃兴促成资讯呈倍数成长的趋势方兴未艾。另一方面，民主、俗世国家的宗教行为已式微，宗教国家则更趋激进。伟大的精神传统，不论是立基于教理，还是纯冥想经验，都能提供有效的伦理规范，人们可以用来建构和启发自己的人生。随着科学的发展，很多人对当世各大宗教的理想为之破灭，对科学发现和技术效率的俗世信仰则水涨船高。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指出科学无法呈现所有的真理，技术虽已产生巨大利益，所造成的破坏同样不遑多让。更有进者，若论提供人怎么生活的智慧，科学唯有缄默以对。

正确看待科学的方式应是视它为一种工具，本质上无善也无恶，把它捧上天或是咒下地狱，就跟称赞或批评一样全无意义。一臂之力如武器，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一般而言，科学家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坏。问题是，科学不能长智慧。科学见解固然可以帮助我们改变世界，但能指示我们人生该走什么路的，唯有人的思想和关怀。因此，为补科学不足，我们也得培养“心灵科学”或是所谓的灵性。

这二十年间，佛教与科学所以会展开对话，大部分是由于若干佛教思想家，尤其是喇嘛，对科学兴味津津使然。一九八七年，商人恩格尔和科学家瓦瑞拉率先发起，并促成日后喇嘛定期会晤知名神经学家、生物学家、精神病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诚如与会者所说的，“这些集会有个非凡的特质，即是佛教徒和科学家胸襟开阔、态度严肃，莫不急于想了解对方的研究方法和见解，以扩大自己的眼界。”

这些“心灵与人生”会议报告集结出版，日渐受到有志于异文化与不同领域间的对话、特别是对心性问题有兴趣的人士欢迎。这些以《温柔桥梁》《疗用情绪》《睡梦与临终》《科学与慈悲》为题的报告，会再辅以更深入的研究，如瓦瑞拉等人合著的《具现的心灵》，以及华莱士的《拣择的真理》与《主观论禁忌》。本书所罗列的对谈，也是秉持相同的精神。

科学与佛学之间的知识追求，主要差别在于终极目标不同。在佛学里，知识的取得基本上是为了治疗，目的在于离苦，让自己不再过度执著于外在世界的表相真理，以及从我们自以为安住于个体中的“我”所造成的苦难中解脱。

佛教强调透过直接思证经验，阐明心性的重要性，历时数百年已设计出高妙和深密的方法，以了解心理状态和究竟心性。心主导人生所有经验，也决定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只须稍稍改变我们的心、处理心理状态和看待人事的方式，“我们的”世界就可以完全翻转过来。

佛教的观照结果虽然微妙甚深，各位在阅读本书时应切记，佛陀的教法不是教条。我们应该把佛法视为可以让行者追随佛陀足迹的指南。佛教坚信，信念一旦证实有误，立即可以着手修正。这不是说佛教对自己所发现的根本真理有所怀疑，也不是预期历经两千五百年思证科学所建立的成果，会突然之间全然无法服人。佛教的教法完全以经验为基础，在追求知识过程中，非但不避忌反论，反而从矛盾中获得滋养。佛教与印度教哲人之间的形而上辩难不计其数，历时达百年之久，加上不断和科学与其他宗教对话，早已精益求精，汇集和扩大其哲学观念、逻辑和对世事的理解。

不过，佛教这开放态度并不是不劳而获的机会主义。它有过人的哲学传统、极富启发性的经典，以及需有精进不懈的精神修行。趋向开悟的内在变化与哲学研究或自然科学设想大不相同。佛学基本上是个开悟的科学。

各位即将看到的对话录，目的不在刻意把科学说得玄妙异常，或以科学发现来佐证佛教信念，而是考量主观经验的重要作用，体认科学融入更广大人生知见的方式。这些对话意在弥合事相与实相之间的差异。客观真理认为，存在于“心外”的现象似是真实不虚，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最新发现反驳此种客观真理，佛学则可以解决两者之间纷扰的矛盾。量子物理学开山鼻祖之一的海森伯说，“我认为，克服相对观念的志向，包括统合理性理解和神秘经验‘万有一体’在内，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有言或无言的信仰模式。”

这些对话反映两个迥异生活形态的观点：一位是佛教徒出身的天体物理学家，以科学知识印证自己的哲学根柢；一位是出家为僧的西方科学家，以个人体验来评比这两种真理。

郑春淳的人生涵盖越南、法国和美国三种文化。他一九四八年出生于河内时，正处于殖民战争时期，六年后法国在奠边府之役败走。他在法语学校受教育，深受法国文化影响。一九六六年，他决定前往法国攻读物理，为一些令他百思莫解的宇宙问题寻求解答。未料，戴高乐将军同年在金边发表那篇著名的演讲，主张美军立即撤出东南亚，使他的计划戛然而止。越南政府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越南人民不得再前往法国留学。郑氏在瑞士洛桑大学攻读一年后转往美国，投入天体物理学重镇加州理工学院。加州理工最足称道的是，在帕罗玛山有一具反射镜直径五公尺的望远镜，是一九六七年时全球最大的望远镜。发现银河外星系及星系互相远离定律，乃至衍出宇宙膨胀理论的哈伯，就长眠于校园外。

郑氏的学习生涯适逢天体物理学发现许多宇宙新现象的激动时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置身如此的知性激荡氛围中，我注定要成为天体物理学家。”他从此不断观察宇宙，如今不仅已是星系形成论的大家，也出版许多广获好评的科普专书。他目前任教于维吉尼亚大学。

至于我则是专研科学，曾在诺贝尔奖得主贾克伯教授主持的巴斯德研究所分子基因学部门服务多年。在这极为激越的知性环境中，我逐渐对佛法产生兴趣。一九六七年，我前往印度拜会多位西藏大师，并依止甘珠尔仁波切；往后数年间，我每年都会回到大吉岭，到仁波切潜修和住持的寺庙，一方面也继续从事我的科学研究。一九七二年完成博士论文后，我决定抛下科学生涯搬到喜马拉雅山。我先后居住于印度、不丹和尼泊尔，并在尼泊尔追随我第二位上师顶果钦哲仁波切十二年，因而有机缘随他数度前往西藏。我目前住在加德满都附近的雪谦寺。

我与郑氏于一九九七年初会于安道尔的暑期大学，两人在庇里牛斯山灵性逼人的景致中漫步长谈，有过许多饶富兴味的讨论。这些时而相契、时而相左的友好交流，即是本书问世的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