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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高中

成都外国语学校高届毕业生，文科

本科

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届毕业生，汉语言文学+英语（双学位）

研究生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生在读，高等教育学

中共党员。本科期间获省政府奖学金、优秀学生一等奖学金、社会实践奖学金、优秀团干部、浙江大学优秀毕业生等，担任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项目队长，毕业论文成绩获唐宋文学方向第一，英语专八水平，浙大拉丁舞队队员。现为人大教育学院研究生会副主席，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教育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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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与志愿活动

年暑假：

浙大“心系西部·乐主和同”西部支教队志愿者

年寒假：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交流项目

年暑假：

柬埔寨国际义工支教志愿者

-学年：

竺可桢学院良山支教队长期志愿者

年寒假：

中国青年全球竞争力提升项目（纽约联合国总部）学生代表

年暑假：

第四届荣誉教育国际研讨会（美国·得克萨斯州）中国学生代表

非常感谢唐院长的厚爱，让我有机会分享在浙大与人大求学期间的美好经历。在我看来，荣誉奖状、头衔成绩可作为识别一个人的重要标记，值得一列；不过在《我们在世界名校》这个平台上，我更愿意分享的是作为一名中国青年学生在大学校园内外、国内国际平台上的切身体会与真实收获。

（一）在汉英双语中求闻真知灼见

出于对语言和文学的兴趣，我在本科期间同时修读了汉语与英语两门语言类专业。在此之前，我认为语言是一种工具，一种艺术；经过四年在两种语言间不断切换的学习，我发现语言本身确是一种艺术，它可以为我们所用、带给我们心灵的震撼或慰藉。在跟随人文学院和外语学院老师们学习一国之语言文学时，正如梅贻琦老先生在《大学一解》所示：“大鱼前导，小鱼尾随”，“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尝试着撇开成见与隔阂地置身于一国的历史沿革、地理条件、政治环境甚至哲学语境，掌握不同的思维方式与看待事物的角度。对于中国人来说，孔孟之道深入文化骨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当代风气；对于欧洲人而言，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与资本主义精神融合共存；尼罗河循环往复的泛滥促成非洲民族的生死轮回观，日本文学的阴郁美与其国民严苛自律相得益彰。在立足中华的基础上，通过语言这座桥梁学习换位思考，既不会党同伐异、夜郎自大，更不会崇洋媚外、自轻自贱，而是形成更加坚定且包容的性情，追寻随心而动、跳出局限来审视自身与他人的状态，真正做到“理解万岁”。深以为这是人文学科的魅力所在，是当代社会弥足珍贵的“无用之用”。

（二）在四方躬行里求索个体价值

倚仗本科学习所养成的视野与情怀，我开始在各种交流实践中探索自身价值，找寻个人发展的着力点。-年的几乎每个寒暑假期，我都在对外交流与志愿服务活动中度过，不知不觉中，“教育”二字年复一年地成为了我的“主题”——如果说赴我国西部的支教经历让我意识到了普及十二年制义务教育将为那些家境艰难、父母文化水平低下的学生带来多么巨大的改变，那么柬埔寨支教经历便让我看见了由政府承担国民教育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有何重要意义。我们所在的学校设施简陋，闷热的小房间里悬挂着转速极慢而摇摇欲坠的老式吊扇；教学材料极度匮乏——尽管在出发之前，我们被告知学校有历任志愿者留下的教学日志，然而实际上什么都没有——一张白板、两根变干的油性笔，再加上一排由历年志愿者捐赠的各类散书，便是全部教具；这种情况下，更毋论有什么系统化的教学目标与内容，流水般来了又去的志愿者教师几乎是这里教学活动的唯一掌控者。学生年龄跨度极大，小到4岁、大到17岁，都在这里上学；在仅有的两间教室里，4-11岁孩子归为小班、12-17岁的走入大班，一场颠覆我们从小对“课堂”二字认知的课堂便这么开始了。作为汉语教师，我们从纠正拼音和声调到解释十二生肖，从“今天天气真好”讲到“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虽然每个志愿者都倾力投入，但学生年龄和心智水平差异过大、内容无法与他们以往所学形成有机结合等等，都成为我们支教工作的难点。

与柬埔寨孩子们在一起

我们也尝试过攻克这些难点，但随着旅居生活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这并非凭教学者一己之力可以扭转。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当地很多家庭由于贫穷，便让孩子早早辍学，去旅游景点兜售小工艺品，“游客往往可怜孩子在烈日下辛苦，便更愿意买下由小孩贩卖的东西，殊不知这样做会鼓励越来越多的父母让孩子辍学，剥夺他们本就难得的受教育机会”。我们眼前这些开心玩耍的孩子，每天都能从志愿者学校领走一小袋大米——这是他们的父母之所以愿意将孩子寄放在此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是决定性的原因，因为温饱是整个家庭最重要的追求。“不过，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上午还能在公立学校上课，接受最基本的教育，下午来此拓展学习。”听到这里，一种复杂的情绪堵在胸口：一方面知晓在民间办学力量薄弱、辍学频发的社会上，至少还有公立学校为他们提供一点最基本的教育保障，总算有一丝欣慰；但又不由得想到，除此之外，那些连公立学校都辍学的孩子呢？也许明天当父母发现在景区门口卖西瓜能多挣几块钱，就会立刻让孩子丢开书本、早日投身“家业”，更可怕的是，这种眼界将在家族内世代相传。放学后的我们坐在学校门口的土堆上，一边这样思考着，一边看着那名4岁小女孩骑上一辆26寸自行车（她甚至无法坐上垫子），既摇晃又熟练地走上一条摩托车往来轰鸣的乡间公路，而后座上驮着的正是那袋象征家族希望的大米。

与柬埔寨孩子们的合影

年寒假，我参与了中国青年全球竞争力提升项目，与选拔自浙江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全国五所高校的另外24位本硕博学生共赴纽约联合国，围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之四“优质教育（QualityEducation）”开展小组调研。我所在的小组选取“战乱冲突地区的教师培训”为主题，经研究发现，受培训教师比例低下是战乱地区教育质量低的一个关键因素，其中又以缺乏安定环境、缺少多样化与多方合作的教师培训项目为重点。

在向国际劳工组织（IL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以及各国常驻联合国使团请教后，我们针对肯尼亚与刚果民主共和国两国进行了案例分析。前者的教育工作重难点之一在于将难民群体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之中，在国内教师仅有1/3受过培训的情况下，面向难民群体的教师则更缺乏培训，在教学法、课程开展灵活度和多语种掌握程度上都存在较大不足。后者则需要面对两大难题，一是军事上的有目标式袭击（TargetedAttacks）对教育本身及教师培训项目带来了严重威胁，据联合国统计，仅在年就发生了18次袭击，造成了该国所以上学校受损；二是性别不平等在教育中的体现，数据显示，在当地无论学生还是教师，女性都面临更高的被性侵风险，这让教师行业中女性占比走低，更导致越来越多的女学生不敢到校上课。据此，我们提出：应有针对性地丰富教师培训内容，扩展战争地区教师职业前景，发挥教师培训援助项目协同作用等。这些建议受到了世联会官员与教育问题专家的肯定。其他小组关于全纳教育、基础教育私有化、高等教育与就业、职业教育所做的调研和汇报，同样使我受益匪浅。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学习交流

在这一段段交流和支教经历中，我找到了自己的志向与事业——教育。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在老师们的悉心指导下，我更加集中精力地从学术角度探索古今中外的教育现象与问题，用人文的心态与社科的方法深入思考、开展研究。

（三）在家国担当下追求一番作为

求学问道，最终在于谋求国家昌盛、世界和平发展。无论是以个人身份在柬埔寨教学、参观，还是以学生代表身份拜访美国、巴基斯坦、安道尔、瑞典、挪威等国家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以及教科文组织、妇女署等联合国机构，我与同伴都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款待，感受了国际交流对话的良好氛围。但我深刻明白，我们所受到的尊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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