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谈论起外语学习的时候，似乎很少考虑到要学习什么外语。这是因为在国人心目中，学外语几乎等同于学英语。这一文化思维定式的产生，有其历史和现实原因。?

一方面，自“二战”结束至今，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一直在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以来，英语始终是我国外语教育的主要语种。

另一方面，从语言经济学角度看，投资学习最具有交际价值的语言，获得的回报值往往是最高的。

荷兰语言学家艾布拉姆·德·斯旺在《世界上的语言》一书中曾提出“语言的Q值”，即语言的交际价值概念。

语言的Q值是由语言的流行度和中心度决定。其中，流行度标示着使用该语言能与其他人直接交际的机会，中心度标示着与其他语言的联系程度。一般而言，Q值越大，语言的交际价值越大，被个人学习和传播的可能性就越大。不过，斯旺教授同时也提到了多语问题，如果个体掌握多种外语的话，其交际潜能将会进一步扩大。

这种由多语种外语能力所形成的交际潜能在全球化的今天，无疑非常重要。就外语学习而言，仅仅通过英语看世界，已无法全面认识到人类文化多样性特征。

那么，问题来了。今天的年轻人，除了学英语之外，第二外语该学什么？

沈骑/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国家语言文字智库（试点）·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个人外语学习的选择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的。我们大致可以从语言距离、国家政策、城市发展和个人动机等四个方面来分析。

1、语言距离影响语言学习客观难易度

我们经常会听到学生抱怨说某种外语太难学，外国留学生也频频吐槽“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

事实上，如果排除教学问题，这些抱怨背后还有语言本身的规律。

从语言距离角度看，不同语言对于外族人学习的难易度是有差别的。这里提到的语言距离，主要包括人们的语言接触史、语际距离、基因距离以及文化距离等因素。

欧洲就有学者研究语言距离对于欧盟学习者外语学习选择的启示。拥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共有24种官方语言，上述语言均享有同等权利，欧盟所有官方文件、出版物、重要会议以及官方网站，均须同时使用这些语言。

但是，普罗大众是无法全部学习如此众多的语言，那么对于欧洲公民而言，究竟应该学习哪些语言呢？在《我们需要多少种语言》一书中，金斯波和韦伯两位经济学者，通过语言距离等指标进行经济学统计和分析，认为理想的欧盟公民需要学习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这四种语言，他们认为基于这四种语言，可以相对容易地再去学习其它语言。

对于中国人来说，斯拉夫语和阿拉伯语与汉语之间的语言距离就比较大，而与韩语和日语之间的语言距离就比较小。另一方面，如果英语水平较高，那么再学习其它欧洲语言的难度也会降低不少。

此外，我们还可以利用官方语言与方言、通用语与语言变体之间较为密切的语言关系学习第二外语。例如，西班牙语是世界第二大语言，使用人数仅次于汉语，而加泰罗尼亚语与之语言距离较近，且该语种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安道尔等国的使用人数超过万。因此，有关高校就可以在西班牙语学习基础上，鼓励和引导学生开展加泰罗尼亚语的教学，扩大外语语种。

再如，上海外国语大学今秋开始在印地语专业加设乌尔都语课程，从语言距离上看，两者的语法和语音基本一致，只要在学习过程中稍加区别，就可以兼顾掌握这两种南亚地区的重要语言，一举两得。

2、国家战略需求决定外语学习导向

外语学习在很大程度上须服务于国家的利益和战略需求。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既然美国占有Q值最高的英语，可以“走遍天下都不怕”。美国人就不需要再学习别的外语了吗？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素来重视外语教育。

早在年，美苏争霸如火如荼，由于苏联卫星上天，美国朝野震动，立即出台“国防教育法”，将外语教育列入三类核心课程之一，在众多语言中界定了对国家安全、外交具有战略意义的语言，称其为“关键性语言”。在美国中小学普遍开设俄语、汉语、朝鲜语等“假想敌”国家的外语课程，在各大高校设立大批区域国别研究中心，提升国家外语能力。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日本经济异军突出，对美国经济造成强大冲击，美国外语教育进入到所谓的“丰田时刻”。出于提振美国在世界市场经济竞争力的目标，卡特政府曾授权成立“国家外语与国际研究委员会”，制定国家外语教育战略，美国高校大量开设众多日语和新兴经济体国家语言课程。

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又不得不重新将“关键性语言”提上议事日程。年，美国出台《国家安全语言倡议》，由国防部牵头，鼓励和资助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印地语、汉语和朝鲜语等事关国家安全语言的学习。可见，半个多世纪的美国外语教育政策体现出鲜明的国家意志和战略导向。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重心东移，亚太地区成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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